1964 年 10 月，英国工党政府上台，重审了按 1962 年条约与法国合造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决定退出。据英国政府「政府史」博客上一位历史学者的记述，航空大臣罗伊·詹金斯奉命去巴黎通报，法国的回应是：断绝和伦敦的一切外交沟通。
1965 年 1 月 20 日，詹金斯在下议院宣布结果。「我们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对这个项目在财务和经济方面的一些疑虑。」他说。
接下来的话，和他的政府当初的打算正相反。首相已经告诉巴黎：「我们信守上一届政府决定承担的条约义务。」英国照做。
以一架飞机命名的错误
已经花掉又收不回的钱，不该左右下一步。
收不回来的钱，经济学家叫沉没成本，教科书教学生别管它。还能退款、能转卖收回的部分不算沉没；退出要付的违约金、要打的官司，也照样要算。反过来的习惯，到 1980 年有了名字。牛津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管它叫「协和谬误」：「仅仅因为过去在一个项目上投入很多，就继续往里投，而不是因为它将来可能有回报。」
可英国内阁自己的档案，让这个外号没那么干净。1969 年部长们再次掂量退出时，纸面上的理由都指向将来：一旦法国起诉，有「五五开」的可能招来「无法承受的代价」；造飞机的有一万六千名工人。官司和饭碗都是将来的代价，本来就该算进去。至于花掉的钱有没有在背后拽着部长们，档案说不清。
干净的版本，后来是在纸上做出来的。
一架雷达看不见的飞机
1985 年，俄亥俄大学的心理学家哈尔·阿克斯和凯瑟琳·布鲁默请学生扮演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你已经投了 1000 万美元，要造一架雷达探测不到的飞机。项目做到九成，一家对手开始卖同样隐身、却更快更省油的飞机。最后那一成钱，还投不投？48 人里有 41 人说投。
另一组读到同样的市场消息，只是钱还没花：有员工提议，把最后 100 万美元研发经费投到这架飞机上。60 人里只有 10 人说投。
他们还在俄亥俄大学剧院做了实地实验：1982 至 1983 演出季，最先来买季票的 60 个人，被随机收原价 15 美元，或减 2 美元、减 7 美元。上半季，付原价的人用掉的票更多；到了下半季，几组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再显著。
两位作者的解释是：人不想显得浪费。一放手，花掉的钱就成了得亲口承认的浪费；接着干，就还能指望它没白花。在假想情境里已经在飞机上花了钱的学生，还把成功的可能估得更高；学过经济学课程，也没让这个效应变小。
没有教科书说的那么强
不是每次都能测到这么大的效应。2007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里，经济学家丹尼尔·弗里德曼带的团队做了一个真给钱的电脑游戏：玩家在一座岛上挖宝，决定是接着挖，还是付一笔钱换到另一座岛。他们报告说，沉没成本效应「出人意料地小，而且飘忽不定」。他们还指出，许多有名的例子不假设谁犯错也说得通：已经投进去的东西，可能确实透露了前路的信息；放手也可能有代价，比如一个会去打官司的条约伙伴。
所以要问的问题更窄一些：假如过去那些钱是白来的，你现在的理由还有几条站得住？
自己造了八个月，外面有现成的
假设你带一个团队，自己开发排班工具已经八个月，比原计划多了两个月。现在市面上有一款产品，能满足你大部分需要。每次评审，开场白都是那八个月。
1985 年，安迪·格鲁夫碰上过大得多的版本：英特尔已经花了将近一年，想救回存储芯片业务。他问戈登·摩尔：要是董事会把我们俩都赶走，新来的 CEO 会怎么做？摩尔说，新 CEO 会让英特尔退出存储芯片。
拿格鲁夫的问题问问你的工具。新来的人只看两栏：从今天起把它做完还要花多少、换成买的要花多少，各自换来什么。那八个月哪一栏都不在，除了它教会你的东西，比如哪几块最难。有时两栏算下来，还是该做完。那你就是为一个能摆上桌面的理由做完它。
在跑偏的会话里耗了一小时
用 AI 干活，也有小协和号。你带着编程智能体修一个 bug，耗了一小时，纠正了它两次，还是不对。这时重开，像是把这一小时扔了。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指南专门讲了这个时刻：「如果你在一次会话里就同一个问题纠正 Claude 超过两次，上下文里就塞满了失败的尝试。」它建议清空会话，带着一个吸收了这些教训、更具体的提示词重新开始。同一份指南也说，有时该让上下文攒着，比如正深挖一个难题、前面的记录有用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验一验是哪种情况。清空前，先把这一小时学到的写下来：哪个文件、哪条路走不通、用哪个测试证明修好了。开一个新会话，只给它这张便条，再用一开始定下的要求和同一个测试去检查它交出来的东西。重开一次顺利了，只是线索，不能证明问题就出在旧会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