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8 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里约热内卢。美国男子 4x100 米接力队举着国旗，正在奥运会跑道上绕场。他们刚刚第三个冲过终点。队里的第二棒，是 2004 年奥运会百米冠军贾斯汀·加特林。
排在他们前面一位的，是日本。日本队四个人，百米个人最好成绩没有一个在 10 秒以内。最后一次交接前日本还领先，直到牙买加的最后一棒博尔特甩开众人。日本的成绩是 37 秒 60，亚洲纪录。
美国队还在跑道上，消息来了。裁判认定，第一棒罗杰斯交给加特林的那一棒，是在第一个接力区之外交接的。铜牌没了，丢在一个人把棒递给下一个人的那几米里。
「训练里交接棒练得很好，什么都很好，结果栽在这么简单的事情上。」跑第三棒的泰森·盖伊说。按美联社的统计，这是 1995 年以来，美国男子接力队第九次在奥运会或世锦赛上被取消成绩，或者没能把棒传到终点。
本事，减去交接
团队的产出，是成员的本事减去配合中的损耗。
社会心理学家伊万·斯坦纳在 1972 年的《群体过程与生产力》里写成了一个等式：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减去「过程不当造成的损失」。潜在产出，是凭成员的本事最多能做到的量；拿拉绳来说，就是人数乘以一个普通成员单独拉的力气。过程，是成员之间发生的一切；放在接力上，很大一块就发生在接力区里。
日本田协盯的是损耗。2001 年起，日本短跑队一直用下手传棒。田协短跑项目负责人苅部俊二对世界田联说：「用下手传棒，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最不容易出错。」那年 3 月接力训练就开始了，各种棒次组合都练过交接，那时候连最后上场的四个人是谁都还没定。预赛和决赛之间，苅部把后三棒的起跑标记挪了七厘米。
斯坦纳还回头分析过一个更老的例子。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工程师林格尔曼测过工人拉绳子，发现一群人一起拉，总力气比每个人单独拉的加起来要小。斯坦纳指出损耗的一个来源是配合不齐，并且发现，在林格尔曼的数据里，差距随着拉绳人之间「配合环节」的数目同步增长。后来的实验发现，绳子上还有一部分损耗来自人们悄悄少使了劲，那是另一道口子，见林格尔曼效应。
这个等式也有边界：它只有减号。团队研究者哈克曼（J. Richard Hackman）认为，条件合适时，团队也可能出现「协同的过程增益」。再说，潜力在拉绳、接力上好估，放到大多数工作里就难了，没人算得出一个产品团队最好时能做多少。苅部自己也没把过程当成全部答案。里约之后他说：「我们需要跑进 10 秒的人。」
十六个智能体，同一个 bug
2026 年 2 月，Anthropic 的研究员尼古拉斯·卡利尼写文章，讲他让 16 个 Claude 智能体合干一件事：用 Rust 从零写一个 C 编译器，要能编译 Linux 内核。每个智能体在自己的容器里干活，靠往共享代码库里写「锁」文件来认领任务，免得两个抢同一件事。
活儿还是几百个互不相干的失败测试时，智能体自然散开。等到编译内核，用卡利尼的话说，那是「一个巨大的任务」。每个智能体都撞上同一个 bug，修好它，再把别人的修改覆盖掉。「开着 16 个智能体也没用，因为每个都卡在同一个任务上。」
斯坦纳管这种任务叫「单一型」，没法拆成彼此独立的子任务。卡利尼的办法，实际上是把它变成了「可拆分型」。他拿成熟的编译器 GCC 当一个已知正确的参照：内核的大部分文件用 GCC 编译，只随机挑一部分用新编译器编。内核能跑，问题就不在这批文件里；跑不起来，就把范围再缩小。每个智能体于是能在不同的文件里追不同的 bug。难处没有全消失：有些文件要成对才出错，还得再调试。
多加智能体，纸面上的潜力就涨了。涨上去的能不能真落到产出上，要看活儿拆不拆得开。拿项目的一份副本，同一件事分别用一个智能体和几个智能体各跑几遍，再翻翻提交记录：两个智能体改同一个文件、修同一个失败的次数有多少。重叠多，就是条线索：先对照任务本身查清楚，再决定加不加。
第五个分析师
假设你带着四个分析师做季度预测。这一季又交晚了，你打算申请再招一个人。
申请递上去之前，你让每人记一周时间账。规律很清楚：每个人花三天左右做自己负责的区域，然后全组再花两天对数。「活跃客户」各算各的，有一列货币有人换算了、有人没换，合并时还有人的公式被覆盖了。
四个人之间，有六对需要彼此对齐；五个人，就是十对。新招的人，只会给同一场合并再添一张表。
于是你先试个小办法：一个共用模板，定义写在最上面，合并交给一个人负责，试一个季度。招第五个分析师的申请，还躺在你的草稿箱里，等下一周的时间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