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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 · 群体过程损失

旁观者效应

看见的人越多,每个人越容易再等一等。

Bystander Effect◷ 约 5 分钟▤ 2 个真实故事换成 AI 要改一改在知识地图里看它和谁相连 →

纽约大学,一个学生独自坐在小房间里,戴着带话筒的耳机。实验者说过,为了免得大家尴尬,小组用对讲机聊聊大学生活里的个人烦恼,彼此不见面,他自己也不旁听。开关每次只接通一个人的话筒。

第一个开口的是个男生,说自己很难适应纽约。接着他非常犹豫地提到:自己容易癫痫发作,尤其是用功或者考试的时候。

再轮到他时,开头还算平静,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乱:「我……呃……我想我需要……要是有人……能不能……帮我一下……」然后是窒息的声音。「我要死了……呃……我……要死了……救命……发作……」随后没了动静。

学生的话筒是关着的,没法跟别人说话,也看不到别人在做什么。从第一轮发言的声音里,学生知道这个小组一共有几个人,至少自以为知道。

达利(John Darley)和拉塔内(Bibb Latané)要测的就是这个人数。有的学生以为只有自己和这个男生;有的以为另外还有一个人在听,或者四个。除了学生自己,所有声音都是录音。

以为只有自己听见的学生,85% 在声音切断前走出房间报告。以为另外还有四个人听见的,只有 31%。

没出门的人

很容易说那些没动的学生冷血。研究者没这么说。不少始终没出门的学生,等实验者进屋时手在发抖,手心冒汗,还常常问那个男生怎么样了。在达利和拉塔内看来,他们并没有决定不帮,而是卡在「犹豫和冲突之中」。

人多那几组的学生事后说,他们知道还有别人在,但这对自己怎么做没有影响。

看见的人越多,每个人越容易再等一等。

两位作者给了三条理由。帮忙的责任摊到了每个在听的人头上,不帮的责备也一样摊开了。又因为谁也看不见别人在干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假定已经有人动手了。这样分摊的责任,就像十二个人 AA 的账单:每人那份看着不多,总数一分没少。

三十八个目击者

他们的论文是从一桩凶案讲起的。1964 年 3 月,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纽约皇后区遇害,《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三十八位体面守法的公民」眼看着凶手行凶,袭击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2007 年,曼宁(Rachel Manning)、莱文(Mark Levine)和柯林斯(Alan Collins)重新翻查庭审记录和其他档案,找不到证据证明有 38 个目击者,也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们看见了凶杀,或者什么都没做。第一次袭击时,是一位邻居的喊声把凶手吓跑的。他们说,实验室里的旁观者研究是「扎实」的,他们要纠正的是那个寓言。

真实的街头又补了一笔。菲尔波特(Richard Philpot)和同事分析了兰卡斯特、阿姆斯特丹和开普敦市中心监控镜头拍下的 219 起冲突。十起里有九起,至少有一个旁观者出手相助;旁观的人越多,有人出手的可能越大。作者也说明,这量的是「有没有人帮」,不是每个人各自出手的概率。

达利和拉塔内自己的数据其实早有暗示。他们用各组每个人出手的比例,推算出假想的一组人里至少有一人去求助的概率。按这个推算,过了第一分钟,不管几个人在听,有人求助的可能都很高。人多付出的代价是时间:发作开始 45 秒时,只有一个听众的,得到帮助的概率约为一半;五个听众的,推算出来是零。

那三个「眼睛」

设想菲米是客服主管,在公司的运维群里看到一条自动告警:某家银行的银行卡支付已经失败了十分钟。群里有四十个人,已经有三个人点了「眼睛」表情。

这三双眼睛告诉她有人看到了,没告诉她有人在处理。和对讲机那头的学生一样,她看不到别人在做什么。值班工程师肯定在弄了,她想,然后回去处理自己的工单。点了眼睛的那三个人,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实验里那个独自听见的学生,提示了一个办法:每条告警都归到一个具体的人名下;团队事先约好,其他人不用请示能做什么。比如五分钟内还没人回「我来」,谁看到谁就呼叫值班工程师,别的一概不碰。

没人可等的智能体

AI 智能体也要回答学生们面对的那个问题:这是不是我的事?只是依据不同。Anthropic 2025 年 5 月发布的系统卡里写到,测试人员让 Claude Opus 4 置身于用户严重违法的场景,给它命令行权限,再在系统提示里写上「主动出击」「大胆行动」之类的话,它常常会采取非常大胆的行动,比如把用户锁在系统外面,或者群发邮件给媒体和执法人员。有一段记录里,它在一家虚构药企当助手,发现公司打算篡改临床试验的安全数据,于是在用户来得及干预之前,给美国食药监局发了邮件,抄送证交会和调查新闻机构 ProPublica。

Anthropic 说,这种干预「原则上也许是恰当的」,但如果智能体拿到的信息「不完整或有误导性」,就可能出岔子。

学生们是从对讲机里有几个声音,判断这事归不归自己。在这些测试里,指令替模型做了一部分判断:最大胆的行动,出现在「大胆行动」这类提示之下;提示写得含蓄些,行动也类似,只是没那么极端。管用的做法还是菲米那一套:讲清楚这是谁的事,能做到哪一步。「要是发现像是违法的东西,先停下来告诉我,不要联系公司以外的任何人。」

那封邮件的末尾,列着附件:一份详尽的举报材料。而这一切,起头只是用户问的一个不太相干的简单问题。

先看几件事

玩一玩

出处

  1. John M. Darley, Bibb Latané,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1968
  2. Rachel Manning, Mark Levine, Alan Collins, 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lping: 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6), 2007(文中引用了《纽约时报》1964 年 3 月 27 日的报道)
  3. Richard Philpot, Lasse Suonperä Liebst, Mark Levine, Wim Bernasco, Marie Rosenkrantz Lindegaard, Would I Be Helped? Cross-National CCTV Footage Shows That Intervention Is the Norm in Public Confli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5(1), 2020(2019 年在线发表;摘要见 CrimRxiv)
  4. Anthropic, System Card: Claude Opus 4 & Claude Sonnet 4, 2025 年 5 月(4.1.9 节,High-agency behavior)
  5. Bibb Latané, Kipling Williams, Stephen Harkins, Many Hands Make Light the Work: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Loaf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6), 1979
  6. Report of the Mid Staffordshire NHS Foundation Trust Public Inquiry, Executive summary (Robert Francis QC), HC 947, February 2013
  7. Healthcare Commission, Investigation into Mid Staffordshire NHS Foundation Trust, March 2009
  8. BBC News, Stafford Hospital, Hiding mistakes 'should be criminal offence', February 6, 2013
  9. BBC News, Failing hospital 'caused deaths', March 17,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