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10 月，美国各情报机构在一份《国家情报评估》里写下了对伊拉克武器项目的判断。问题之一，是伊拉克想买的那批高强度铝管做什么用。评估写道，「多数机构」认为这是有力证据，证明萨达姆正在为核武器项目重建铀浓缩能力。
能源部不同意，参议院后来称其分析员为「情报界的核专家」。他们的意见进了评估，写在一对括号里：这些管子「多半不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
为这批铝管，各机构已经争了一年半。
括号里的反对
2004 年 7 月，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是：情报界掌握的信息「表明这些管子是用于伊拉克常规火箭项目的，而不是核项目」。
委员会还点出了原因：情报界陷入一种「集体预设」，认定伊拉克有一个活跃且在扩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这是一种「群体思维」。委员会写道，这种预设强到连情报界用来挑战假设的工具，比如红队和唱反调，都没启用。
疑虑从没被藏起来，就白纸黑字写在评估里。一致比正确更要紧时，群体就听不见自己的疑虑了。
认定了答案的群体看证据，就像球迷看判罚回放：同一段画面，对自己有利就越看越清楚，不利就越看越模糊。委员会说的正是这样：模糊的证据被读成「确凿」的武器证据，相反的证据被忽略或轻描淡写。
詹尼斯的说法
委员会把这个词记在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名下。他 1972 年的《群体思维的受害者》描述的是：成员对一致的追求，压过了他们实事求是地掂量其他方案的动力。这个词最早见于 1952 年的《财富》杂志，威廉·怀特用它指「被合理化了的从众」。挑战者号后来也被贴上这个标签：1986 年发射前一晚，屋里没有一个工程师赞成发射，可一旦变成「管理决策」，这就不重要了。
让第二种意见进门
詹尼斯把 1961 年的猪湾入侵和第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放在一起比，两次都在同一届白宫。按他的解释，差别在于第二次有人专门负责唱反调，不再等人自告奋勇。研究过白宫录音的历史学家，质疑过他这套说法里的一部分。
2002 年那份评估正相反：工具都在，没人启用。
这个标签哪里贴不牢
故事生动，研究却单薄。詹尼斯的模型来自历史案例，后来的检验对它并不友好。1998 年，管理学者萨莉·富勒和拉蒙·阿尔达格写道，这个现象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阿尔达格后来介绍过 Won-Woo Park 2000 年的一项实验：检验模型的 23 条预测，只有两条得到支持，另有七条显著反向。
詹尼斯本人用这个词很克制：只用于压力极大的决策，且要几乎所有症状都出现。参议院却把它铺到了整个情报界，其中一个机构还白纸黑字反对了一年多。经得起批评的，是一个小一些的说法：群体可能过分依赖一致。研究者杰里·哈维还提出，有些看似从众的情形更古怪：大家附和的「共识」，其实谁也不持有。他管这叫阿比林悖论。
没人反对的供应商
假设你主持一家新支付供应商的评审。你的总监力推这家，三次会开下来，没人提出过像样的反对。第四次会之前，你只改了一件事：五位评审各自在卡片上写下结论和最大的风险，写完之前谁也看不到别人的。
有两张卡片写了同一个风险，一个没人说出口过的风险。它已经摆上了桌面，后面跟着两个名字，而合同还没签。
七个智能体，一个答案
浙江大学研究者 2025 年在 ICLR 会议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借用了阿希从众实验的设计：七个智能体轮流回答推理题，被测的模型最后一个答。
其余六个同伴是模拟的，答案由研究者设定，并非真实团队自己形成的共识。一种情形是：它们前几轮一直答对，最后一轮齐声给出同一个错答案。GPT-4o 自己本来能答对的题，有 37.9% 跟着答错了。把多数拆散，对一个模型有用；对另一个模型，在一种情形下反而让它更从众。
复核的智能体如果只看得到第一个智能体的摘要，处境就像当年复核铝管分析的中情局承包商：材料全部来自中情局，一天就做完了。让几个智能体互相复核时，就让每个复核者在新会话里干活，看不到别人的结论；给它原始材料，不给第一个智能体的总结；再埋一个你自己知道的错误，看谁能找出来。
要是一个都没找到，那么至少就这一个已知错误而言，五份一致的报告没有起到有效的核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