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 8 月 6 日凌晨，大韩航空 801 号航班正往关岛降落，机上 254 人。关岛机场的下滑道信号，也就是引导飞机按正确角度下降的那道无线电波束，7 月 7 日起就停用了。飞行工程师问：「下滑道能用吗？下滑道？能用？」机长答：「能，能，能用。」副驾驶说：「用不了。」两分钟后，机长又问：「下滑道不是能用吗？」录音里听不出有人回答。
机长让这架 747 先后低于这一段进近规定的阶梯高度，2000 英尺，然后是 1440 英尺。没有人提出质疑。副驾驶说：「看不见？」近地警告报出「最低，最低」，然后是「下沉率」。副驾驶回了一句：「下沉率没问题。」
接着他说：「复飞吧。」按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计算，这时离撞山只剩 6 秒。
哪里的驾驶舱都有
他为什么不早点开口？调查方说不清：可能是准备不足，可能是没发现错误，也可能是不愿当面顶撞机长。报告说，下级难以质疑机长是「众所周知」的问题，而它拿出的证据来自美国：委员会研究过美国航空公司涉及机组的重大事故，八成以上发生在机长亲自驾驶的时候。报告列出的促成因素有机长疲劳、大韩航空的机组训练不足，以及美国联邦航空局有意停用关岛的最低安全高度警告系统，没有把国家文化列为原因。
流行的说法走得更远。《外交政策》2013 年谈韩国航空安全时介绍过一种理论：越看重等级的文化，飞行越危险，因为出了事，低级别的机组成员不敢质疑机长。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也赞同这种说法。
可见，机长身边没人吭声，哪个国家都会发生。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是平均来看，上下级之间那道坎有多高。不同国家的人，对老板的期待不一样。
从下往上量
这套数字来自 IBM。1970 年前后，IBM 在 50 多个国家调查自己的员工，公司大部分部门相隔四年各调查了一次，问卷总数超过 10 万份。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在 1960 年代创办了 IBM 的人事研究部门，后来把这个数据库带去做了研究。他后来写道，一份份按个人分析，结果「令人困惑」；改为比较各国的平均值，清楚的规律才浮出来，第一条就是员工对上级的依赖。
他在 1980 年出版的《文化的后果》里提出了四个维度，后来的研究把总数扩到六个。和那个驾驶舱最相关的是权力距离。霍夫斯泰德的定义是：组织和机构（比如家庭）里权力较小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且预期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个尺子是从下往上量的，看的是弱势一方认不认，而不是上级要求什么。按他整理的对照表，权力距离小的社会里，下属「期待被征求意见」；权力距离大的社会里，下属「期待被告知该做什么」。东欧、拉丁、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分数往往偏高，日耳曼语系和英语国家往往偏低。
驾驶舱里也看得到这个规律。2000 年，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阿什莉·梅里特（Ashleigh Merritt）分析了 19 个国家 9400 名男性航空公司飞行员的问卷。用她修订后的分析方法，各国飞行员的权力距离分数和霍夫斯泰德的分数相关系数达到 0.87。她的结论是，在飞行员共同的职业文化之外，国家文化对驾驶舱行为还有额外的影响。
年均降雨量
国家分数像一座城市的年均降雨量，能提醒你带伞，却说不出眼前这个人手里有没有伞。
霍夫斯泰德自己就这么说。他写道，文化和人格之间的联系是统计意义上的，每个国家内部的人格千差万别，「不应该用国家文化分数给个人贴刻板印象」。他还提到，有一篇综述看了 180 项用他理论的研究，一半以上没有分清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
国家内部的差别其实很大。2016 年，瓦斯·塔拉斯（Vas Taras）、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和布拉德利·柯克曼（Bradley Kirkman）对 558 项研究做了元分析，发现这些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约八成出在国家内部。就权力距离而言，国家之间的差异只占 20.8%，职业之间的差异却占 50.1%。
大韩航空自己的故事，也能这样读。《纽约时报》转述达美 1999 年的调查时，提到的是资深机长常常不理会副驾驶的提醒，尤其是那些在空军时就是他们下级的人。后来的整改也都落在组织上：新的训练和考核标准，晋升看能力。
局限还不止这些。霍夫斯泰德指出，个人主义和低权力距离都与国家的富裕程度相关，跟财富有关的现象，一旦控制了财富，和文化的相关性通常就消失了。2002 年，管理学者布伦丹·麦克斯威尼（Brendan McSweeney）质疑了霍夫斯泰德声称找到国家文化背后的那些关键假设，也质疑国家文化能否系统地决定人的行为。
不再开口的工程师
设想一位多伦多的项目负责人，团队里调来一位首尔办公室的工程师。他读过权力距离的分数，于是给她布置得事无巨细，也不再问她的看法。可她离开上一个团队，恰恰是因为经理从不问她怎么想。到第三次开会，她已经不提建议了。他把她的沉默当成了分数准确的证明。
要是他直接问一句，她习惯怎样提出不同意见，她也许就说了。那个分数能提醒他检查自己的预设，却预言不了她会怎样。
调查报告还提到一种结构上的办法。它指出，机长纠正副驾驶，往往比副驾驶纠正机长来得自在，所以有些航空公司让副驾驶操纵飞机进近，机长在旁监控。这样不需要谁突然变得更勇敢，只是把更容易开口的人，放到了最需要开口的位置上。
在 801 号航班上，副驾驶的疑虑先是以一个问句出现的：「看不见？」20 秒后，他才喊出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