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斯坦福心理学博士生伊丽莎白·牛顿（Elizabeth Newton）把本科生两两配对，让两人背对背坐好。一个负责敲，一个负责听。
敲的人从一张 25 首名曲的单子里挑三首，比如《扬基歌》《一闪一闪亮晶晶》《平安夜》，用手指把节奏敲出来。听的人把猜到的歌名写在纸上。
每敲完一首，敲的人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对方猜中的可能性有多大？
平均答案是 50%。最悲观的人说 10%，最乐观的说 95%。都是再简单不过的歌，自己刚刚敲完，心里有数。
然后去数听的人写下的答案。一共敲了 120 首，猜中 3 首。
敲一下，就只是敲一下
3 首，也就是 2.5%，比任何一个敲的人最低的估计还要低。
牛顿在论文里的解释，落在敲的人脑子里。你敲《扬基歌》的时候，耳朵里其实在放这首歌：旋律、乐句，说不定还有个声音在跟着唱。这个声音关不掉。你以为是一个拖长的音，在对方听来只是「没有敲」。她写道，一下敲击，离开了你在脑子里给它配上的那整段音乐，「就只是敲了一下」。
你知道的，别人不一定知道，可你很难想起这一点。
换成从外面听，也没让他们清醒过来。主试把每人敲的第一首歌又敲给他们听，敲的人估计一百个听众里能猜中的，仍是五成左右。
这个现象的名字，比牛顿的实验还早一年。1989 年，经济学家卡默勒（Colin Camerer）、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和韦伯（Martin Weber）发现，信息多的一方「没法无视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哪怕无视它才对自己有利」，他们把这叫作「知识的诅咒」。在他们的实验里，人明明该站到信息少的那一方去想，却还是忍不住用上自己知道的东西；放到市场实验里，这种偏差小了一半左右，但没有消失。
2006 年，希思兄弟（Chip Heath 和 Dan Heath）把它带进了会议室，用来解释「释放股东价值！」这类战略口号为什么落不了地。他们写道，高管说得抽象，是因为他们在概括自己脑子里大量具体的信息；一线员工不知道底下那层意思，听到的只是一些不知所云的词。
新人点了点头
设想一位财务经理，在公司干了十一年，正在教新来的同事做月结。「计提要赶在快报之前。博林的发票除外，那个得等 Dana。」在她听来，每个词背后都是一整首歌：快报是 CFO 每月最先看的那张表，博林是那家总是晚开票的供应商，Dana 是在里斯本负责签字的同事。在新人听来，就是三下敲桌子。他点点头，因为他听懂的刚好够他点头。
她问：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牛顿的实验里，离事实最远的那个数，恰恰是敲的人对自己说得多清楚的估计。
她没法靠「再努力替他想一想」来补救，那些听自己的歌被别人敲回来的人，照样没想明白。她能做的，是让听的人开口：「你把周五要做的事从头给我讲一遍，就当我不在。」（让对方把计划讲回来，正是回述的核心。）
他开头讲得挺顺：先把发票拉出来，再做计提。然后就慢了下来。计提要赶在快报之前，他说到这儿停住了，快报是什么、给谁看，他一点概念都没有。博林的发票，他打算跟别的一起入账。Dana 嘛，他记得好像有这么个人要等，等她干什么，想不起来了。
刚才点头的时候，这些全看不出来。现在露了馅，是因为每个词都得他自己用一遍，而他卡住的，恰好是那些只在她脑子里有旋律的词。
她把缺口一处处补上，让他再讲一遍。第二遍，他一口气把周五讲到了头。
别指望它自动知道
语言模型这个听众，处境比新人还要奇怪。
Anthropic 的提示词指南让你把 Claude 想成「一个聪明但新来的员工，不了解你们的规矩和流程」。
「聪明」和「新来」，这两个词配得很准。聪明管的是通用的那部分：什么是计提。新来管的是本地的那部分：Dana 是谁，为什么要等她。诅咒偏偏落在本地这部分，因为在你看来，这些事显然得不用说。
指南给的办法，正是牛顿那些敲歌的人缺的东西：一双外面的耳朵。「把你的提示词拿给一个对这件事几乎没有背景的同事，让他照着做。要是他会糊涂，Claude 也会。」
两种听众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能留到第二天。周四学会等 Dana 的新人，周五还记得。Claude Code 的文档说，每个会话都从一个全新的上下文窗口开始：你昨天只在对话里讲过的事，今天的会话里没有，除非它被存进了新会话会加载的地方。同一页文档列了两个这样的地方，每次会话开始时都会加载：一个是你自己写的 CLAUDE.md 文件；一个是自动记忆，Claude 根据你的纠正和偏好，挑它觉得以后用得上的记下来。文档把 CLAUDE.md 当作「写下那些你本来要反复解释的东西的地方」；判断要不要往里加一条，其中一个标准是：一个新同事要上手，是不是也需要这些背景。
Dana 能不能出现在下一次会话里，就看她有没有被写进这两处之一。
1990 年的斯坦福，敲的人每敲一下，耳边都是一整首歌。和他背靠背坐着的那个人，只听见敲击声，然后在纸上写下一个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