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儿所下午四点关门，家长本该在这之前把孩子接走。总有人来晚，每来晚一次，就得有一位老师留下来陪着孩子，等到有人来接。
1998 年 1 月，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和阿尔多·鲁斯蒂基尼（Aldo Rustichini）开始观察以色列海法的十家私立托儿所，它们都在城里同一片区域。头四个星期，他们只做一件事：数每周有几次家长迟到。
第五周，其中六家贴出通知：从下周日起，四点十分以后才接走的孩子，每次罚款 10 谢克尔。这笔钱不算多，作者特意比了一下：在以色列违章停车要罚 75。但也不是一点不疼。另外四家什么都没变。老师们知道要罚款，但不知道这是一项研究。
那六家托儿所里，迟到的次数上去了，而且一路往上走。罚款之前，平均每家每周大约 8 次；罚款的十二周里，平均翻了一倍左右。没有罚款的四家，没出现这样的变化。
第十七周一开始，罚款取消了，也没给任何解释。要是迟到是罚款闹的，罚款一撤，就该回落。可它没有。研究的最后四周，那六家平均每家每周将近 19 次，是罚款之前的两倍多。
两位研究者给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也说现有数据排除不了其中任何一种。后来广为流传的是其中一种：没罚款的时候，家长可能把留下来的老师看成是在帮自己一个忙，来晚了心里多少过意不去。罚款一出，事情的性质变了。10 谢克尔成了「晚点接」的价钱，而照作者的话说，花钱随意买一样东西，谈不上什么愧疚和羞耻。何况这笔钱也没给留下来的老师，进的是园长的口袋。
他们把这个想法写进了论文的标题。他们写道，似乎还得再加一条社会规范：「罚款就是价钱。」至于罚款取消后迟到为什么还是降不下来，他们又提了一条：「一旦成了商品，就永远是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