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面上看，鲍勃是每家创业公司都想要的人。他加入金·斯科特在一家软件公司带的团队，推荐信一片好评，之前在两家世界顶尖的科技公司干过，性格有点古怪，挺有魅力。「我真的很喜欢鲍勃。」斯科特说过。
几周后，第一个警告来了。他拿给她看一份演示文稿，照斯科特的说法，是一盘「术语沙拉」：整段复制粘贴，错漏满篇，连字体都没统一。
斯科特什么也没说。她气得厉害，怕一开口就说出刻薄话，干脆往后拖。她说，鲍勃担心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她还反过来安慰他。
这一拖就是十个月。到那时，鲍勃的项目拖了好几个月，团队对他已经没了信心，几个最得力的人告诉她：不开除鲍勃，我们就走。
她约了鲍勃，想把话说得体面些。用她自己的话说，委婉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鲍勃一脸困惑，保证以后加把劲，少犯低级错误，还说自己多么爱这家公司。她把他的项目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一笔笔讲出来，他却拿过一张餐巾纸，忙着画一份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
她只好把话挑明：「鲍勃，今天是你最后一天。我要开除你。」
他猛地把椅子往后一推，刺耳的声音让周围的人都从咖啡杯上抬起头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问，「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哪里做错了？」
斯科特答不上来。要是她看完第一份演示文稿就说出真实想法，哪怕说得笨拙，鲍勃也有两条路：把问题改掉，保住工作；或者去找更适合自己的事。可他在这份工作里一点点往下滑，滑了十个月。对团队里那些干得出色的人，她也不公平。她原以为，不说是一种善良。
后来她给这种错误起了个名字：破坏性同理心，在乎一个人，却什么都不说。它成了她 2017 年那本《绝对坦率》（Radical Candor）里四个格子中的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