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问的是车上的收音机。
「我在车里听广播时，常常换别的台，看有没有更好听的，哪怕我对正在听的还算满意。」同意还是不同意，从 1 到 9 打分。
2001 年 11 月，美国 11 所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把刚开始找工作的学生引到一个调查网站上。网站背后是三位研究者：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希娜·艾扬格和雷切尔·韦尔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巴里·施瓦茨。一共有 548 名应届生作答。收音机那道题是 11 道题之一，量的是一种习惯：按作者的说法，你是要找最好的，还是找够好的就行。
2002 年 2 月，学生们正在投简历、面试、拿录用通知，研究者又来问了一次；5 月，学生们陆续接受工作，再问一次。每一轮答的人都少一些。
两种人找工作的方式不一样。量表上得分高的「最大化者」，打算投的岗位更多。在排名前 15 以外的学校，典型的最大化者计划投 20 份，满意者 10 份。最大化者更依赖就业指导中心、各类排行榜、家里人的意见，也更爱和同龄人比。到 2 月，他们更认同「我常常幻想一些和我正在争取的完全不同的工作」。
这么找是有回报的。按中位数一分为二，最大化者接受的工作平均年薪 44515 美元，满意者 37085 美元。控制了学校排名、成绩和专业，差距依然在。研究没有发现最大化倾向能显著预测面试或录用的数量；差别出现在薪水上。
可他们感觉更糟。三次调查里，最大化者每次都报告了更多研究者列出的那些感受：悲观、紧张、疲惫、焦虑、担忧、不堪重负、沮丧。5 月问他们对接受的工作有多满意、对自己的选择有多大把握，最大化者在 9 分制上平均 7.02 分，满意者 7.58 分。把薪水控制住，差距依然在。最大化者也更强烈地希望自己当初多找几个机会。
这篇论文 2006 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题目叫《做得更好，感觉更糟》。作者指出，薪水只是衡量求职结果的一个尺度。何况这些数据只是坚持作答的学生之间的相关，说明不了谁导致了谁。
两年后，鲍林格林州立大学和丹尼森咨询公司的三位研究者，对这把尺子本身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施瓦茨的最大化量表还顺带量进了优柔寡断、回避和情绪不稳。他们自己编了一套新量表，在 191 人身上测试，结果最大化倾向和对生活的不满意并不相关。他们写道，除了更容易后悔，「最大化者和满意者一样快乐」。
最大化者走出求职季时，手里的工作平均每年多 7430 美元；按他们自己 5 月打的分，对选得对不对，也少了一点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