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代，丹尼尔·卡尼曼说服了以色列教育部的几位官员：高中应该教学生怎么判断、怎么做决定。他组了一个团队来设计这门课、编教材，成员有几位资深教师，几个他的心理学学生，还有希伯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西摩·福克斯，一位课程开发专家。
他们每周五下午碰头，开了大约一年。到这时，手上有一份详细的大纲，写好了两章，试讲过几堂课。大家都觉得进展不错。
有一次，团队正讨论怎么估计不确定的数量，卡尼曼临时起意，拿团队自己做了个练习：每人私下写下，要多久才能把完整的教材初稿交给教育部。他收齐纸条，把答案写上黑板。答案都挤在两年上下，最短的一年半，最长的两年半。
接着他转向福克斯，问他知不知道别的从零开始编课程的团队。福克斯知道好几个，而且很了解。卡尼曼问：从我们现在这一步算起，他们后来又花了多久？
福克斯沉默了。等他开口，据卡尼曼回忆，他好像脸红了：「你知道，我以前从没意识到，其实走到我们这一步的团队，并不是都完成了任务。」他估计，大约四成始终没写完。
卡尼曼又问写完的那些团队。「我想不出哪个团队用了不到七年，」福克斯说，「也想不出哪个用了超过十年。」
卡尼曼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拿我们的本事和资源跟那些团队比，我们算什么水平？这回福克斯没怎么犹豫：「我们低于平均，不过低得不多。」
黑板上，福克斯自己的估计稳稳落在大家乐观的共识里。在卡尼曼问出口之前，他从没把自己对别的团队的了解，和对这个团队的预测连起来过。
「那天我们就该放弃。」卡尼曼几十年后写道。没人愿意在一个四成会失败的项目上再搭六年。可是不咸不淡地议论了几分钟之后，团队还是照常往下干，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书在八年后写完了。那时卡尼曼早已离开团队，也不住在以色列了。教育部当初的热情已经凉了，这本教材从没被用过。
卡尼曼后来说，这段难堪的经历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有教益的经历之一。他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后来给其中的道理起了名字：「内部视角」，从眼前的计划出发去预测；「外部视角」，先看做过同样事情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卡尼曼还自己加了一句提醒：这一次外部视角准得惊人，多半是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