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葛文德当了八年外科医生，做过两千多台手术。这些年他一直拿自己的结果和全美数据比，渐渐比平均水平好，并发症率一路往下走。直到他 2011 年写下这件事的前两年左右，这条线不动了。
主意来自一块网球场。他去楠塔基特岛开医学会议，花钱请俱乐部的教练陪他打一节课。教练二十出头，大学刚毕业。他让葛文德发球时留意自己的脚，葛文德这才发现，右腿总拖在身后几英寸。按葛文德的说法，教练只摆弄了几分钟，他的发球就快了至少每小时十英里。没过多久，他在电视上看纳达尔比赛，镜头扫到场边，他忽然意识到一件再明显不过的事：连纳达尔都有教练。外科医生却没有。
他打电话给一位已经退休的普外科医生，那是他做住院医师时的老师。这位老师带学生的方式很特别，葛文德写道：「他从来不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葛文德当实习医生，第一次做脾切除，别的教授都会先用无菌笔把切口画好，这位老师不画，就站在那儿等。葛文德只好自己拿笔画了一道。「你确定要切在这儿？」老师问。手术进行了十分钟，切口明显太小，只好停下来再往下延。葛文德说，他花了一两年才明白，让他发怵的不是老师的嗓门，是老师的问题。
如今，老师站在葛文德手术室里的一张矮凳上，一边看一边记。那天做的是甲状腺切除，病人长了一个癌性结节。这台手术葛文德做过一千次左右。86 分钟，做得很漂亮。老师自己当年很少做这种手术，葛文德心里嘀咕：他能看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到了休息室，老师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小字。铺单铺得对葛文德自己正合适，却把对面的助手挤住了。手术中有好几次，他的右肘抬到了肩膀那么高。「肘子悬在半空，是做不精细的。」老师说。大约有半个小时，手术灯偏出了切口，葛文德一直没察觉。他后来写道，这一次二十分钟的谈话，给他的功课比过去五年加起来还多。
两人一直约着见面。后来看另一台手术的录像，灯又偏了，这次葛文德四分钟就发现了，不再是半小时。老师还让他在住院医师卡住时多等三十秒，别急着下指令：「让他们自己想。」
这并不舒服。有一回，老师看着他用腹腔镜切一个肾上腺肿瘤，出了血，只好改成开腹。葛文德脸上发烫，后悔请老师来。事后，老师把重点放在葛文德自己觉得哪里做得好、哪里不好，又让他再好好想想托住肿瘤的那些组织是怎么长的。
在 2011 年那篇文章里，葛文德写道，请了教练以后，他的并发症率降了，只是时间还短，不敢确定是不是偶然。2017 年在 TED 演讲时，他说接受教练一年之后，并发症又降了一截。
「那是谁？」一位病人在等麻醉时看到角落里拿着本子的人，问他。葛文德愣了一下，最后说：「他算是个教练。」病人的表情并没有因此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