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得克萨斯州科尔曼镇七月的一个下午，镇上人口 5607。沃尔格林药店那支印着泻药广告的温度计显示华氏 104 度，风卷着西得州的浮土往屋里灌。好在后廊有台风扇，有冰柠檬水，还有一盘多米诺骨牌。来岳父母家做客的杰里·哈维觉得，这本该是个惬意的星期天。
这时岳父开口了：「咱们上车，去阿比林，到那家自助餐馆吃晚饭吧。」
哈维心想：「什么，去阿比林？53 英里？这么大的沙尘，这么热？还开那辆没空调的 1958 年别克？」
妻子先接了话：「好主意，我想去。杰里，你呢？」哈维觉得自己的想法跟大家不合拍，就说：「听着不错。」又补了一句：「就怕你妈不想去。」
「我当然想去，」岳母说，「好久没去阿比林了。」
路上热得要命，汗把一层细土粘在身上。哈维写道，那家餐馆的饭菜，正好拿去给胃药做广告。大约四个小时、来回 106 英里之后，他们回到科尔曼，坐在风扇前，谁也不说话。
为了打破沉默，哈维说：「这一趟真不错，是吧？」
没人接话。过了一会儿，岳母有点恼火地说：「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宁可待在家里。我是看你们三个兴致那么高，才跟着去的。」
「我才不想去，」哈维说，「我去只是为了让你们满意。你们才是罪魁祸首。」
妻子吓了一跳：「别说我是罪魁祸首。」她说，她跟着去只是为了合群，为了让大家高兴。
接着是她父亲：「见鬼！」他压根就没想去阿比林。「我只是怕你们闷得慌。你们难得来一趟，我想让你们玩得开心。我宁愿再打一盘骨牌，把冰箱里的剩菜热热吃了。」
四个还算明白事理的人，走了一趟谁都不想走的路。用哈维的话说，他们做的事，和自己想做的「正好相反」。
1974 年，哈维在《组织动力学》杂志上讲了这个故事。他写道，自己见过不少组织走上同一条路，代价比他们一家大得多。他给这个悖论下的定义是：组织常常采取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相反的行动，结果亲手挫败了自己想达成的目标。